另一方面，国家的代言人，如政府部门和行政机关考虑到新旧企业制度的更替会给人民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动荡或者承担高昂的改革成本，国家不得不默认低效率的国有企业继续原路行进。

不可急推土地城乡一体化新京报：农民工问题和我们当前面临的产业结构低端化有关系吗？范剑勇：我自己有一项研究，在中国从事加工贸易或国内市场销售的企业，其生产效率是不高的，而这类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农民工。新京报：房价什么时候能够真正降下来？农民工住房问题怎样能够解决？范剑勇：之前房价上涨这么快，我认为是体制性原因，只要体制不改变，房价没办法真正降下来。

茅于轼老先生以前是学机械的，在接近正常的退休年龄时才开始研究经济学，现在都80多岁的高龄，还非常关心国家的经济、关注民生，这点我很佩服。他希望，切实解决农民工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进而夯实经济发展的内需基础，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采访过程中，范剑勇几次谈到深层的机制问题，地方政府主导把经济蛋糕做大，但没有踏踏实实把经济发展的基础夯实，急功近利的情绪体现得非常明显。这里面最核心的是收入分配问题，我想从城市化的视角进行说明。从国际经验看，地方政府是不参与土地市场的。

农民工对城市经济做出很大贡献，但是他们享受不到经济增长果实。那么，为了彻底扭转这一状况，索性将土地出让的所有收益彻底让渡于农民，使地方政府彻底干净地退出土地市场。从具体情况来看，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既有政策玻璃门的障碍，更有利益玻璃门的阻力。

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对未来10年中国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重大：意味着巨大消费需求潜力的释放，从而支撑年均7%—8%的中速增长。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调整国有资本配置格局。作为一个转型与改革的大国，实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主要取决于未来3—5年转型与改革的进程：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发展。

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需要加快推进投资转型他认为，提高人口素质，可以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经济发展所形成的不利影响。

因为，劳动力资源量不仅受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制约，而且与劳动力人口的素质有密切关系。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和创新创造正在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告诫：中国面临着日本当年的情形，中国的人口转变现状与当年的日本类似，但老龄化速度比日本更快。熊必俊认为，当务之急是引导人们走出人口红利消失的误区，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用综合各个有关条件发展的动态人口红利实现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

学术界对人口红利消失的质疑美国老年学学会原会长、老龄化经济学者詹姆斯·舒尔茨也反对单一用供养比审视老龄化挑战，因为这种分析有片面性，容易使人误解。熊必俊说，从长远讲，退休年龄适当推迟，逐步提高劳动年龄上限，是延长人口红利期的必然选择。欧美通常采用的退休年龄是男女均为65岁，德国等国家甚至为67岁。他认为，我们要对可能存在的问题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此外，姜全保还认为，自1990年代以来，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都不高，德国大部分年份增长是在2~3%的范围内，而日本的数据更低一些。老年人必须参与发展的观点也已成为国际共识，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指出全世界要认识到寿命的延长是一项生理的成就和一种进步的象征，老年人是财富不是负担，他们可以以其累积丰富知识和经验作出价值无比的贡献。

对人口红利消失的一系列错算、误判，以及盲目重复西方学者观点的特征，应有清醒的认识。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像那些只考察供养比就报告坏消息的预言家们想象的那样糟。

此外，熊必俊还认为，健全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范围内适当调高总和生育率，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也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举措。2002年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把老年人与发展作为主题，强调要消除年龄歧视，使老年人参与发展。但他认为这两个国家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是需要中国借鉴的地方。对此，各界也有不同看法。他指出：目前，在有关‘人口变化的经济意义评论中，大部分都只是片面依赖于劳动力供养比。‘人口红利消失论者的判定是在不考虑人口素质提高、寿命延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动态指标的情况下，单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判定的，我只能称之称为‘静态人口红利消失。

《十二五规划纲要》和《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中也都把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姜全保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一项研究表明，制造业的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劳动生产率上升17%。

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界限和退休年龄不可能永久不变，随着生产力发展，人口素质提高和预期寿命的延长，相应提高劳动年龄上限和退休年龄，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保持在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已经成为西方先行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应对劳动力短缺的重要举措。对此，姜全保也在采访中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者的质量，数量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尤其对于中国这样存在大量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人口的状况来说，更是这样。

熊必俊认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以有效提高全社会对老龄化的承受能力。大会强调长寿将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全新引擎，通过推迟退休年龄，延长‘健康老龄阶段，发展老龄服务产业，实现从‘人口红利到‘长寿红利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给‘人口红利消失假说的一个最有效的反击。

推行动态人口红利 提高人口质量是关键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王德文等研究员曾经做过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抚养比下降对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7.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1/4。2009年第19届国际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大会的议题是从‘人口红利到‘长寿红利的持续发展。当务之急是引导人们走出人口红利消失的误区，政府应大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把老龄化的压力变为动力。熊必俊说，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措施是多方面的，包括提高人口素质、调整年龄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科学技术、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等等。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总供养比只是数量和比例的概念，不能全面反映社会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十八大会议结束不久，报告中关于人口问题，没有再提稳定低生育水平，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我国人口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

针对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学研究会会长、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熊必俊以及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姜全保。从这一点来说，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来推动经济发展，是当前中国的必由之路。

胡鞍钢在回顾了中国计划生育历史，以及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以后认为，中国已经患上了日本病或东亚新兴经济病，即迅速的少子化与老龄化，只是比日本滞后了2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把劳动年龄上限和退休年龄每五年提高1岁，到2035年达到64岁，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到71.5%,人口红利期就可以延长到2030年以后。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进入专题： 人口红利 。大会吁请各国提倡积极老龄化。熊必俊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动态人口红利是自己的一项研究成果，他据此认定：依靠人的全面发展、利用提高人口素质、延长预期寿命、提高劳动年龄上限，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高科技、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提高国家、社会和家庭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动态人口红利之窗就可以长开不闭。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查阅资料发现，预期寿命延长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论断已成为国际共识。

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误判就业形势，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熊必俊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我国人口寿命2010年已达到73.5岁，预测2025年和2050年将分别延长到76岁和79岁，充分利用这个积极因素应成为我国应对老龄化挑战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

熊必俊给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算了一笔账，《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是人均寿命提高1岁，达到74.5岁。熊必俊呼吁，政府应大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把老龄化的压力变为动力。

他们一致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者的质量，数量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那么有关人口政策的这一重要转折又会对人口红利问题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还有待专家人士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探讨。